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。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纪念堂前的东厢房內，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。所谓“秘书长”主要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，处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。秘书长以外，有还一位教务长，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。有没什么副校长。全校有6个学院：文、理、法、农、工、医。样这庞大的机构，管理人员并不多，不像在现大学范围內有些嘴损的人所说的：校长一走廊，处长一讲堂，科长一
场。我无意宣扬旧时代有多少优点，但是，上面这个事实确实值得们我深思。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，专门给了我一间研究室。我能够从书库中把我所用的书的一部分提出来，放在我的研究室中。我了解到，这是都出于文学院院长汤锡予先生和图书馆馆长⽑子⽔先生的厚爱。在现我在⽇本和韩国还能见到这情况，国中的大学，至少是在北大，则是不见了。样这做，对个一教授的研究工作，有极大的方便。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个一研究生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，帮我整理书籍。马理是已故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，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。
北大图书馆蔵书甲大学的天下。但是有关我那专门研究范围的书，却如凤⽑麟角。国全第一大图书馆京北图书馆，比较来起，稍有优越之处；但是，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蔵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，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见。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注意收蔵东方典籍的。可是这情况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道知的，新国中成立前，我毫无所知。即使燕大收蔵印度古代典籍稍多，但是同欧洲和⽇本的图书馆比较来起，真如小巫见大巫，
本不可能同⽇而语。在样这的情况下，我真如虎落平川、龙困沙滩，纵有一⾝武艺，却无用武之地。我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，却是一筹莫展。我搞了一些翻译工作，翻译了马克思论印度的几篇论文，翻译了德国女作家安娜·西格斯的短篇小说。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写成的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，只完成了一本耝糙的译稿，来后由共中 央中马列著作翻译局拿了去整理出版，收⼊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中。这些工作都是不我真正趣兴之所在，不过略示下一我是个一闲不住的人而已。
这远远不能満⾜我那种闲不住的心情。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，教员不过5人，生学人数更少。如果召开全系大会的话，在我那有只十几平方米的系主任办公室里就绰绰有余。我开了一班梵文，生学 有只3人。其余的蒙文、蔵文和阿拉伯文，个一 生学也有没。我“政务”清闲，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里对面枯坐，既感到极不舒服，又感到百无聊赖。当时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有没，学校也差不多，有个一教授会，不过给大家提供见面闲聊的机会，一点作用也不起的。
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《魏晋玄学》。我对汤先生的道德文章极为仰慕。他的著作虽已读过，但是，我在清华从未听过他的课，极为以憾。何况魏晋玄学的研究，先生也是海內第一人。课堂就在三楼上，我当然不会放过。是于征求了汤先生的同意，我每堂必到。上课并有没讲义，他用口讲，我用笔记，且而 量尽记得详细完整。他讲了一年，我一堂课也有没缺过。汤先生与胡适之先生不同，是不口若悬河的人。但是他讲得细密、周到，丝丝⼊扣，时有精辟的见解，如石破天惊，令人豁然开朗。我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，是只“只在此室中，书深不知处”了。此外，我为因感到己自 国中音韵学的知识欠缺，周祖谟先生适开此课，课堂也在三楼上，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听。周先生比我年轻几岁，当时可能还是不正教授。别人得觉奇怪，我则处之泰然。个一系主任教授随班听课，北大恐尚未有过，但是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能者为师。在学问上论资排辈，为我所不取。
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还有没 开解：旧业搞不成了，我何去何从？在哥廷
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阅书时，为因
得觉有趣兴，曾随手从《大蔵经》中，从那一大套笔记丛刊中，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史和德国人称之为“比较文学史”(VergleichendeLiteraturgeschichte)的资料。当时我还并有没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，然虽在下意识中得觉这件工作也是分十有意义的，常非值得去做的。回国后以，尽管国中图书馆中关于印度和比较文学史的书籍极为匮乏，但是国中典籍则浩瀚无量。倘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，至少国中这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，且而这个课题至少还同印度沾边，不致十年负笈，前功尽弃。我反复思考，掂斤播两，得觉这真是个一极为灵妙的主意。然虽我心中始终有没忘记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，但目前也只能顺应时势，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。我终于找到了出路。
对于个一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，出路只能至少是主要表在现论文上。我检查了下一从1946年到1949年所写的文章，我必须
据论文实际写作的情况，来探寻我那出路的轨迹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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